我国义务教育进入“双减”阶段,各地也正在落实延时放学政策,不过在落实的同时,专家们,尤其是老师们发现,有些问题新问题来了!
针对此,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,将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全覆盖,时间安排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,切实解决家长接学生困难问题。由此,义务教育进入减少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“双减”阶段。但有记者调查发现,课后延时服务仍有不少“雷点”需要解决,一起来看看专家、老师、家长怎么看?专家认为,当前已进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“双减”阶段,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,但仍有三个焦点问题需关注。增加在校时间关键在于“统一”。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王捷认为,自愿参与很动听,体现对家长和学生选择权的尊重。但是,校外培训“过热”背后是奖励勤奋的文化传统和文凭社会人们对社会分层的焦虑,大多数家长难免陷入囚徒困境,即“如果别人家的孩子在补习,我家孩子不补就会在升学中吃亏”。只要存在这种普遍担忧,“自愿”就会变为“被自愿”或“不情愿”。
囚徒困境不仅困扰家长。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坦言,当前的教育评价体系下,学校甚至地区之间都存在升学竞争的压力,校领导和教师、基层教育主管部门也担心“如果外校或外地的孩子在补习,我校或本地不补,升学率会受到影响”。专家认为,新增的校内课后服务属于公共物品,其运营成本应当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,免费或低价向所有学生提供。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、广州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岳经纶说:
“应顺应在线教学趋势,由学校尽量通过线上课程递送课后服务以减少成本,同时结合线下一对一和一对多辅导,以保证教学效果。此外,响应国家招收40多万毕业生补充中小学等教师队伍的要求,新增师资力量,加强课后延时服务供给能力。”但也有教育工作者认为,完全由财政埋单也不现实,应基于各地已有基础研究更具个性化的实施方案。例如,广州在2018年就尝试市场化课后延时服务,采取多种模式,可学校自行组织,由学校教职工直接管理。也可以政府采购的形式,向第三方社会机构采购服务,学校负责统筹和监督;或学校与第三方社会机构合作共同开展。以及学校统筹街道(社区)、志愿团体、家长委员会等社会资源开展。广州校内课后服务产生的成本由政府、学校、家长等共同承担。在现有基础上延长学生的在校时间,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:对此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都希望,能够增加素质教育相关课程,而非重走应试教育老路。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院院长任其平教授说,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,学习负担过重已经造成了青少年厌学、亲子关系紧张等心理危机。恢复的在校时间不能演变为新一轮的补课,课程设计应当以德、体、美、劳教育等素质教育课程为主。进入“双减”时代,课后延时服务将有三方面重大转变:从解决部分家长接学生的困难,到吸引所有学生参加,从提供看管的基本服务,到开设丰富的兴趣课拓展学生素质。随着大量的校外培训需求将转回校内,不同家庭众口难调,给学校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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